淮北食盐集散中心

来源:    作者:    日期:2015-12-07    点击率:

河下,有南北两处,南河下在扬州,是为扬州河下;北河下在淮安,是为淮安河下。本文介绍的是后者。
      与扬州河下一样,淮安河下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是盐业。可以说,明清时期盐政制度的因革,淮北盐运线路、掣验场所和集散地的变迁,都与河下的繁华、寂寞息息相关。
      明初,盐政采用“开中法”,令商人输粮于边。粮人仓后,发给凭证(盐引),到各转运使司指定的盐场支盐并运到指定地点销售。盐引,即以盐若干斤为一“引”(明清两朝,最少时400斤为一引,最多时正余额一引达900 多斤),每引纳税若干。销盐之地称“引地”,甲引地的盐妄入乙引地销售为占销,占销者按律与售私盐同罪。明弘治(1488~1505)年间,山阳人、户部尚书叶淇奏改开中之法,实施运司纳银制度,即召商开中引盐,纳银与盐运使司,类解户部太仓以备应用。从此以后,因商人只需在运司所在地纳银,就可中盐,故“耕稼积粟无所用,遂辍业而归”。不但两淮赴边屯垦的商人退归南方,而且在全国最重要的西北垦区的土著商人也迁至两淮。这是因为,在明代,淮北盐场发明了滩晒制盐法,这种方法与煎盐相比,花工少,成本低,产量高,盐质好,使淮盐生产迅速独占鳌头。
      明初,在扬州设两淮盐运使司,下辖通州、泰州、淮北三分司,淮北分司署驻涟水城,淮北掣验所则在涟水城南淮河岸边的支家河口,故涟水一时“百万盐策辐辏”。由于明中叶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,涟水等地日益频繁地受到洪水的威胁,曾多次因河岸崩塌而使掣验所圮毁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,淮北盐运分司署迁移到淮安河下,而淮北批验盐引所改驻河下大绳巷,负责护盐的淮北巡检则移驻乌沙河。淮北“产盐地在海州,掣盐场在山阳”,河下遂为淮北盐斤必经之地。随着鹾务机构的迁移,更多的淮北运商卜居淮安河下, “淮北商人环居萃处,天下盐利淮为上”,遂使河下达于极盛。据《淮雨丛谈?考证类》记载: “郡城著姓,自山西、河南、新安来业鹾者,有杜、阎、何、李、程、周若而姓……”。与此同时,还有从扬州迁居淮安河下的盐商。如程量越一支。程氏由歙迁淮者凡数支,清初在淮安业鹾者有13家,皆极豪富。此外,汪氏自汪尧仙 (清道光皇帝老师、大学士汪廷珍的曾祖父) 由徽迁淮,也成为著名鹾商。徽商曹氏在当地也有相当大的实力;河下曹家山就是该家族的住地和部分产业。
      这些侨民宿贾的聚居,使河下迅速成为闹市名区,形成“东襟新城,西控板闸,南带运河,北倚河北,舟车杂还,夙称要冲,沟渠外环,波流中贯,纵横衢路,东西广约五六里,南北袤约二里”的格局。以反映极盛时期的《淮安河下志》来看,河下有22条街,91条巷,共达11坊,街衢巷陌十分繁密。
 
      因盐商的麇集骈至,河下聚落的面貌大为改观。“高堂曲榭,第宅连云,墙壁垒石为基,煮米屑磁为汁,以为子孙百世业也。城外水木清华,故多寺观,诸商筑石路数百丈,遍凿莲花”(黄钧宰《金壶浪墨》卷一)。罗家桥街一带,东自花巷头,西抵古菜桥,里巷相望,居民最为稠密。徵商程氏“以满浦一铺街(即湖嘴街)为商贾辐辏之地,地崎岖,不便往来,捐白金八百两购石板铺砌,由是继成善举者指不胜屈。郡城之外,悉成坦途”(王光伯《淮安河下志》卷二)。石板街迄今犹存估衣街、琵琶刘街、中街、花巷街、菜巷街、西湖嘴街、罗家桥街、大成巷、粉章巷、干鱼巷,还有程公桥、苹果桥、来凤桥等。这些石板是由回空盐船从各地运来的。
 
      商务的兴盛,使得河下一带市廛相连,商店鳞次栉比,市场繁多。如西湖嘴市、姜桥市、相家湾市、罗家桥市、古菜桥市、米市、柴市、西义桥市、兰市等。
      市廛商务鼎盛,还可以从河下会馆的兴盛中窥其一斑。淮安会馆之设,大致始于乾、嘉以后。先是从业质库的徽州人,借灵王庙厅事同善堂为新安会馆。此后,侨寓淮安的各地商贾纷纷效仿,“每当春日聚饮其中,以联乡谊”(《淮安河下志》卷16)。如福建会馆、润州会馆、浙绍会馆、定阳会馆、四明会馆、江宁会馆、江西会馆、湖北公所等。
      康熙、乾隆数度南巡,淮北盐商极尽献媚邀宠之能事。如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过淮安时,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驾,数里不绝。这些活动,就是由鹾商组织和策划的。当玄烨行至乌纱河,“有淮安绅衿百姓备万民宴,又盐场备彩亭七座迎接”。随后“进宴演戏,其一切事宜,皆系商总程维高料理”。程维高即盐务总商程增,他曾三次接驾,康熙御书“旌劳”二字赐之。又如,乾隆四十九年(1784)春,乾隆帝南巡过淮安,“盐宪谕诸商人自伏龙洞至南门外起造十里园亭,以荻庄建行宫,开御宴”。这一工程需银三百万两,“因盐宪经纪稍后,诸商筹款未充,而为时甚促,遂寝其事”。但仍在 “运河两岸周鹅黄步障,包荒中间,错落点辍亭台殿阁,间以林木花草。时在春末夏初,林花萱草牡丹芍药绣球一一争妍,由西门至于府前,家家舒锦悬灯,户户焚香然烛”(《淮安河下志》卷13)。明清时期,山阳县为淮安府的附郭县。明弘治年间,邱浚写了一首《过山阳县》诗:
     十里朱旗两岸舟,夜深歌舞几时休。
  扬州千载繁华景,移在西湖嘴上头。
      西湖嘴在运河东岸,即指河下,河下的繁华豪奢于此可见一斑。
 
      盐商以其富有,子弟有受教育的充分条件,宿儒名士也乐于选择其子弟授课。故数百年间,河下人文蔚起,科名相望。弹丸之地,仅明清两朝,就出了55名进士,其中状元、榜眼、探花都有,“河下三鼎甲”一时名闻遐迩。还有110多名举人,140多名贡士(《淮安河下志》卷13)。更有十余人在《明史》、《清史稿》有传。这一数量,有“江南三大镇”之称的周庄、同里、甪直都望尘莫及。
      与人文蔚起相对应,修建园林别业也成为盐商世家的一种时尚,经过二三百年的不断经营,河下园林有近70座,主要是盐商所筑,其中曲江楼、菰蒲曲和荻庄尤负盛名。
      曲江楼原是乡绅张新标依绿园中一胜。清初,这里曾是淮安著名文学社团——望社的主要活动地点。张氏“尝大会海内名宿于此,萧山毛大可(奇龄)预其胜,赋《明河篇》,一夕传钞殆遍”(李元庚《山阳河下园亭记》)。其后,该园为盐商程用昌所得,易名“柳衣园”,中有曲江楼、云起阁、水西亭、半亩方塘和万斛香诸胜。乾隆年间,盐商程垲、程嗣立“聚大江南北耆宿之士会文其中”,他们互相切磋,“磨龙浸润,文日益上”。其中以程氏为首的 “曲江十子”所著的《曲江楼稿》风行海内。
 
      当时,曲江楼、菰蒲曲和荻庄与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、郑氏休园和程氏筱园等南北呼应,成为江淮间著名的园林名胜,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,他们与当地的盐商相互揽胜访古,文酒聚会,质疑访学,搜藏古籍,刊刻著述,等等。
      另外,盐商以其豪富,食厌珍错,其中美食家也很多。可以说,他们与素有“水大头”之称的河道总督署、漕运总督署的官吏们一起,共同成为创造淮扬菜系的真正主体(高岱明《淮安饮食文化》)。
      关于河下盐商的豪奢,《淮安河下志》卷一有一段生动简括的描述:“方盐策盛时,诸商声华煊赫,几如金、张、崇、恺,下至舆台厮养,莫不璧衣锦绮,食厌珍错;阛阓之间,肩摩毂击,袂帏汗雨,园亭花石之胜,斗巧炫奇,比于洛下。每当元旦、元夕、社节、花朝、端午、中元、中秋、蜡腊,街衢巷陌之间以及东湖之滨,锦绣幕天,笙歌聒耳,游赏几无虚日。而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,执牛耳,招集四方知名之士,联吟谈艺,坛坫之盛,甲于大江南北。好行其德者,又复振贫济弱,日以任恤赒济为怀,远近之挟寸长、求嘘植及茕独之夫,望风而趋,若龙鱼之走大壑,迹其繁盛,不啻如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武林旧事》之所叙述,猗欤盛哉!”
      盐商们的奢华,是建立在中盐之益、特别是纲盐法给他们带来的巨利之上的。纲盐法创行于明万历四十五年,它是把商人所领盐引编为纲册,凡纲册有名者,许其永占引窝,据为窝本,无名者不得加入。这对于解决当时产销矛盾,方便商运,疏销积引,曾起到积极作用。
      清代承明末纲盐法,略有损益。至乾隆时期,淮盐的生产和销售进入黄金时代。但是,由于盐税的逐步增加,各级官吏的盘剥,加之捐输报效频繁和行盐中的舞弊,特别是纲盐商占据窝本后,渐渐变成子孙世袭,进又转租而坐收渔利,纯然成了一批坐吃“引”利的寄生虫,其弊端也日益突出,严重影响淮北盐的产、运、销。至嘉庆、道光年间,食盐在盐场上每斤止十文,“加课银三厘有奇,不过七文,而转运至汉口以上,需价五六十不等,愈远愈贵,盐色愈杂,霜雪之质,化为缁尘。”(黄钧宰《金壶浪墨》卷一)。由于盐价太高,致私盐猖獗,至道光初年,原先被淮商垄断的6省250 州县的淮盐销售市场丧失殆尽,淮盐产大于销,大量积压(《江苏盐业史略》19页,江苏人民出版社)。
      时两江总督陶澍深知其弊,创行票盐法于淮北,规定凡富有之民,带资到淮北分司领取盐票,不论哪个省的人,也不限数额多少,皆可以由场灶引授盐,仍按引地行销。此举便把纲盐商世袭垄断的特权和暴利尽行剥夺。这一釜底抽薪之策使纲盐商们顿时陷入困境。他们对陶澍恨之入骨,肆意诋毁,甚至编演剧目影射辱骂他。然而陶澍毅然推行,并把掣验所由河下迁到三十里外的王营西坝,因而不到十年时间,河下豪商之家便“高台倾,曲池平,子孙流落,有不忍言者,旧日繁华,剩有寒菜一畦,垂杨几树而已”(《金壶浪墨》卷一)。
      河下的衰落虽已历百年,但仍如百足之虫,死而不僵。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气,化人髓骨,传承不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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